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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在古代，诸侯见天子、大臣见君王都是在早晨黎明时举行的，所谓“君子举事贵早朝”。朝，本来是早晨的意思，与“早”是同一个字。最初，天子早晨接见大臣们叫“朝”，晚上接见叫“夕”，后来凡是拜见天子都称“朝”。不管在早晨还是在晚上，于是意思就不一样了，读音也改变了。天子接见大臣、处理政事的地方也就叫“朝”或“朝堂”，朝堂下面的天井叫“廷”，“朝”和“廷”合称，就用来指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朝廷”。不但如此凡是与拜见皇帝有关的地方和事物都称作“朝”。

    在古代，诸侯、大臣拜见天子的“朝日”并不固定，天子临朝的次数多少，要看政事的繁简而定。相传夏、商两代是“诸侯岁朝”，各地诸侯每年到京城朝见一次。到了周代，分封在各地的诸侯要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定期去朝见周天子，分别称为“朝”、“宗”、“觐”、“遇”。此外，诸侯按照惯例、定期朝见天子又称为“同”。国家遇有特殊事情，如某诸侯不服从天子等等，就临时通知各地诸侯去朝见，以便发布征讨的命令，这种不按惯例的朝见称为“会”。所以“朝觐会同”常常连称。

    秦汉以后，历代皇帝都是每天黎明接见朝廷大臣。朝臣都是在鸡鸣前就要动身，整饬朝服，在四更前要骑马到宫城候朝，因为当时天还很黑，所以马前都用长柄揭起一盏纸糊的灯笼，灯笼上面写着官位，使巡夜禁军知道自己的身份。到四鼓时，宫城开启禁门，百官相绕，聚首宫城，称为“火城”。宰相最后到达，“火城”就灭烛，这时大概已经鸡鸣，曙色初晓。所谓“十年骑马听朝鸡”，就是指臣子上朝的辛苦。

    历代有所为的皇帝都能每天按时接受大臣朝见，躬勤政事。唐太宗就经常如此。宰相早朝上殿时皇帝叫他坐着，从容讨论军国大事。但历代昏庸之君就深居晏期，不修政事，以致国事日废。如晋朝末年，即使在朔（初一）、望（十五）日，群臣集朝堂论事，天子也不出殿过问。

    所以，在古代，臣子朝见天子难，不只是指朝仪繁复，而且主要是指皇帝经常深居内宫，不见群臣。历史上许多有抱负的忠臣节士不遇明君，难见天子，所以不但无法施展抱负，而且受到佞臣的迫害，只能饮恨而死。

    知识点：天子、朝见、诸侯岁朝、火城

    为什么古代用年号纪年

    古代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年号纪年的呢？据清朝赵翼《廿二史札记》考证，年号纪年是在汉武帝十年（公元前122年）首创的。

    《汉书》上记载说，那年十月，汉武帝出去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纪念，建议用来纪年，于是立年号为“元狩”，称那年（公元前122年）为元狩元年。狩，就是打猎的意思。以后就称元狩二年、三年……。可是，过了六年，即公元前116年，又在山西汾阳地方获得一只三个脚的宝鼎，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之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元鼎”，称那年（公元前116年）为元鼎元年，而不称“元狩七年”了。后来，人们把这种记录年代的开始叫“纪元”，改换年号叫做“改元”（改换纪元）。但是历史上并不把汉武帝元狩元年作为年号纪年的开始。因为汉武帝在即位的第十九年称为元狩元年，他为了追溯以前的十八年，就追补了三个年号——建元、元米、元朔——纪元，每隔六年换一个年号。汉武帝把他即位的第一年（公元前140前）追称为建元元年，“建元”就是建为元年的意思，表示开始用年号纪年。后来的史学家就把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作为我国历史上年号纪年的开始。

    我国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后）开始，直到清朝灭亡（公元1911年），两千多年的历史都是用年号纪年。由于采用了年号纪年法，把两千年历史上的年份记载得清清楚楚，有条不紊。

    年号是封建时代的专用名称，年号纪年法也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而被废除。公元1911年（清宣统三年），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第二年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华民国，称1912年为民国元年。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完全采用公元纪年法。

    知识点：年号纪年、民国纪年、公元纪年

    为什么未用年号前的年代

    也能推算出来

    我国古代用年号纪年是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的，那么，在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年代，为什么我们也能知道呢？这是因为我国很早以前有了纪年，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迄今为止，能够明确考出我国历史纪年是从周朝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的。这是因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年开始有明确纪年。这一年，周厉王由于暴虐侈傲，被国人驱逐，出奔到彘（今山西省霍县）。于是朝廷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在彘死去，召公、周公乃立太子姬静为王，就是周宣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这年为宣王元年。从此以后《史记》通过《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间月表》，以及《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教文本纪》《教景本纪》等等，把历代的纪年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从周宣王元年到汉武帝用年号纪年为止，都是用国君即位的年次序数纪年的。如周平王即位的那年称为平王元的，次年称为平王二年，就这样“元、二、三、四……”顺序记下去，直到新君即位才重新按年次纪年。如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接着周桓王即位，就称为桓王元年。

    由于《史记》把周共和后每个君主在位的年数记载得非常清楚，后人就根据这些记载推算出当时的实际年代。如周平王元年辛示，经过推算考核，知道这是公元前770年。平王五十一年是公元前720年，周桓王年是公元前719年。这种用国君即位的年纪年的方法大约用了六百多年。

    《史记》所以能详细而明确地切记周共和以后的历代纪年，因为我国古代很早有史官记事，著述史书。孔子著的《春秋》，就是根据鲁国原来的史书写成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有史书。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广泛搜集这些资料，进行排比对照，才做到正确无误。

    所以，在尚未出现年号之前，历史上已出现过三次皇帝改元。这就为接踵而来的年号纪年准备了条件。

    知识点：纪年、年号

    为什么古代还要用干支纪年

    封建社会中是以皇帝的年号来纪年的，可是为什么在古代诗文中又常常出现“岁在癸丑”、“辛丑岁十月”等等纪年呢？

    这是因为每一个皇帝在位的年数长短不一，有的皇帝在位期间多次改元，如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用了十七个年号；有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几个甚至十几个政权并存，各个政权都有年号，于是出现同一年中有很多年号。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史，不容易弄清历史上的实际年代，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纪年，才使人一目了然。这个共同标准就是用干支纪年。

    干支的本义是树木的干和枝。很早以前，古人就把“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十个字称为干，又称天干，叫做十干，又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称为支，又称地支，叫做十二支。把十干和十二支顺着次序相配，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壬申、癸酉等等，用来记日，每天记一个干支名称，第六十日就是癸亥日。因为十干和十二支是最小公倍数是六十，所以每六十年一个循环。这样，就把日子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甲”居十干之首，“子”居十二支之首，所以干支记日，又称甲子记日。用干支记日这个方法，早在商朝就使用了。从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中，多次发现完整的六十干支表，有人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使用的日历表。有意思的是商朝不少君主用十干的名称为名字。如太乙（商汤）、太甲、盘庚、帝辛（商纣）等等。从文献资料看，干支记日从春秋时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2年）二月乙已日开始记载，一直到清代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为止，共计有二千六百多年历史，从未中断，这是世界上时间最长的记日文字记载。

    后来，人们又用干支记月。至于用干支记年，则此干支记日要晚得多。所谓用干支纪年，就是从“甲子”年开始，每年取一个干支名称，循序记下去，满六十年再从“甲子”开始，循环使用。这样，不管历史上五朝怎和样更替，皇帝怎样换人，年号怎样繁多，有了干支纪年，就能把历史上的实际年份记得清清楚楚。

    直到现在，我国农历仍用干支纪年法，每六十年一个循环。如1983年是癸亥年，是干支序数中最后一年；1984年新的循环开始，又是甲子年。所以干支纪年又称甲子纪年。一个人活到六十岁，就称“花甲子”，“花甲之喜”。

    要知道历史上的干支年代相当于公元哪一年，只要查阅《中西历对照表》等工具书就可以知道。如清朝光绪年间的“戊戌政变”的“戊戌”年，就是公元1911年。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现在历史年表上汉以前都已逐年标上干支名称，这并不是当时已用干支纪年，而是后人逆推加上去的，请不要误会成当时已用干支纪年了。

    知识点：同年多号、干支纪年、甲子纪年

    为什么古代用“日出”、“日入”表示时间

    在古书中，我们经常看到“日出”、“日入”等表示时间的词语，这是因为古代没有时钟和手表，人们只能以太阳的出没作为计算时间的单位。在甲骨文中，已经有“旦”字和“莫（暮）”字。旦就是日出，暮就是日落。旦暮就是早晚、晨昏或朝夕。在《尚书·尧典》里，又有“日中”、“霄中（夜半）”的记载。“日中”就是太阳正中的时候，“霄中”就是晚间正中的时候。这样，人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就有了“旦”、“日中”、“暮”、“夜半”四个时间概念了。

    古人一天吃两餐：早餐在日出以后，所以那段时间叫做“食时”；晚餐在日入以前，所以那段时间名叫“晡时”。这样又多了两个时间概念。

    后来，人们又把“食时”和“日中”之间的阶段叫做“隅中”。“隅”是“角落”的意思，太阳过东南角但还未到正中，所以叫“隅中”。人们又把“日中”以后到“晡时”以前近段时间叫做“日昃”。“昃”是斜侧的意思，太阳过了日中就西斜了，所以叫“日昃”。“晡时”以后，太阳落山了，人们称这时为“日入”；日入以后天空昏暗了，人们称这段时间为“黄昏”；黄昏以后人们都休息了，于是称这段时间为“人定”；“人定”以后就是“夜半”；夜半以后鸡就啼了，于是称这段时间为“鸡鸣”；鸡鸣以后天将亮未亮时又叫“味旦”，天亮时称为“平旦”或“平明”；接着便是“日出”了。这样，人们就把一昼夜分成了十二个时段。

    后来，有了干支，人们就把十二地支和十二个时段结合了起来，把一昼夜分为十二辰，从夜半开始，用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表示。每个时辰恰好等于现代的两个小时。“小时”的本来意思就是“小时辰”，因为一小时只等于半个时辰。

    再到后来，有了铜壶滴漏，就是用铜壶盛水，在壶底凿个小孔，壶中立一个箭，上面刻着度数，壶水从小孔滴下，箭上度数就依时显露，以此来记时刻。把一昼夜分为百刻，于是“刻”也成了计时单位，不过这“刻”与现在时钟上的“刻”是完全不同的。但十二个时辰与昼夜一百刻却无法相约，于是各采取一分为四：十二时辰为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四段，每三个时辰就合二十五刻。这样，每段第一个时辰子、卯、午、酉又正好相当于夜半、日出、日中、日入四个时段。正因为子、卯、午、酉与太阳的出入有关，所以十二地支又用来定方位。子时正北，卯时正东，午时正南，酉时正西，就是这样来的。

    和现代的时间对照，夜半十二点（即二十四点）是子时，所以又称“子夜”；凌晨两点是丑时，四点是寅时，这样可以依次顺推。近代又把每个时辰细分为“初”和“正”。如晚上十一点（即二十三点）为子初，夜半十二点为子正；凌晨一点为丑初，两点为丑正等等。这样，就等于把一昼夜分为二十四小时了。古代的时段名称、时辰名称与现代的小时可以列表对照。见下页。

    懂得古人记时的名称和方法，再来阅读古书中记时的词语，才能有具体的了解。古诗《焦仲卿妻》中有两句诗说：“庵庵黄昏后，寂寂人定初。”这里的“黄昏”、“人定”了是时段名，分别是十九、二十点钟和二十一、二十二点钟。由此可见，在古代诗文中，时段名是用得很多的。我们只有掌握了古代时段的知识，才能对诗文的内容理解得正确和深刻。

    还有，古代还把一夜为五更，一晚就是一个时辰（两小时），三更就是夜半；五更就是平旦，早晨三、四点钟。古代在晚上有打更报时的制度，在都城大邑还建有鼓楼，设置滴漏和更鼓，守卒凭漏刻按时击鼓报更。所以古代有“更鼓”、“更漏”、“更点”、“夜阑更尽”等词语，现在不还有“半夜三更”的词语活在人们口头上吗。

    知识点：计时、铜壶滴漏、日出、日入、时辰

    为什么古书中经常出现二十八宿名称

    阅读古代文章，经常会遇到二十八宿的名称，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星分翼轸”，苏轼的《前赤壁赋》：“徘徊于斗牛之间”。这里的“翼”、“轸”、“斗”、“牛”，都是二十八宿的宿名。那么，这二十八宿究竟是什么意思？

    二十八宿是古代天文学上观察日、月、星辰运行时所确认的二十八个星座（星群）。古人观测天象是以恒星为标准的。因为古代人认为恒星是不动的，所以用恒星的位置来观察、辨认日、月、星辰的动行最合适。经过长期观察，古人确认了黄道与赤道间的二十八个恒星群作为星际座标，称为二十八宿。所谓黄道，是地球上的人看太阳于一年内在恒星之间所走的视路径，即地球的公转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所谓亦道，是指环绕地球表面、和地球南北两极距离相等的圆周线。

    二十八宿分别为东方青（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鸟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在战国初期已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的要领。二十八宿是划分四季和节气的主要依据，对古代社会生活有着重大意义。不过古代人认为二十八宿是由西向东移动，实际上是地球在绕太阳由东向西转动。

    二十八宿除了划分四季和二十四节气之外，古代还用于观察时间。例如《诗·豳风·七月》说：“七月流火”。这“火”也是指心宿，意思是说，心宿出现在偏西一点，就是七月到了。“流”是向西偏去的意思。

    二十八宿后来又被迷信化。《史记·天官书》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分野。”把地上的州、国与天上的星宿联系起来，说某地是某宿的分野，天上某个宿出现什么变化，说明某地就会有吉祥或灾祸发生。这当然迷信，但因为古书里经常说到“分野”，所以，我们也必须懂得“分野”的知识。

    由此可见，二十八宿在古代文献中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必须掌握这些基本知识，才不致引起误解，才能读懂古书。

    知识点：星宿、星座、四季、节气

    为什么偷到官印就能做官

    在封建社会官场里，只认官印不认人，官印的作用大得很。

    我国早在西周时代，就已有公文使用的印章，还有准许经商和商品出入的凭证，叫做“玺节”。玺，就是印。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任命官吏时，就发给玺（官印）为凭证。那时国君和官员用的印都叫玺，是不分尊卑的。玺有用玉刻制的，也有用金、铜刻制的。用国君或官员的玺印封记的文书都叫玺书，也是不分尊卑的。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规定只有皇帝用的印才称玺，而规定用玉刻制。只有皇帝用玺印封记的文书才能叫玺书，所以以玺书就成为专门指皇帝的诏书、敕命了。秦汉以后，历代皇帝的印章才称玺、玉玺，其他官员的凭证就叫官印，大多是铜制的了。玉玺和官印都是代表身分和权力的标志，只是代表不同的人罢了。

    玉玺是皇帝的身分和权力的标志，也是国家的代表，所以玉玺是世代相传的国宝。据说秦始皇的玉玺刻着“顺一承命、继寿永昌”八个篆家，称为“传国玉玺”。秦朝灭亡时，这颗玉玺落到汉王刘邦手里，就成为汉朝皇帝历代相传的玺印。后来汉朝灭亡时，天下大乱，这颗传国玉玺也就失落了。

    官印是官员的身分和职权的凭证，所以千万不能丢失；丢掉官印也就是丢掉官职。古代的玺印，底部是四方的，刻着篆文，上面是龙头或虎头的印纽，印纽上有个孔，系上丝带子，这带子叫绶，所以皇帝的玉玺又叫玺绶，官员的金（铜）印又叫印绶。古代官员上任或出外巡视时，常怕把官印丢掉，总是把官印藏在怀里，把绶带结在腰上，所以《史记·范睢列传》说：“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大概那时丞相等大官的印是黄金刻制的，绶带是紫色的。古代的官员如果调任免职或犯罪撤职时，就要把官印交出来。所以一颗小小的官印，关系却十分重大，非同小可。

    皇帝的玉玺和玺书作用可更大了。掌管玉玺和玺书的人，有时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公元210年，秦始皇执政的三十七年，在出外巡守的路上他患了重病，临死前就写了玺书给他的长子扶苏，命令当时在北边监军的扶苏赶快到咸阳来料理后事，继承皇位。但玺书还没有发出，他就在沙丘（今河北平乡）死去了。他的近臣赵高，这时跟在秦始皇的身边，掌管车马，兼管玺印文书等事，过去曾经是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的法律教师。秦始皇一死，赵高就串通胡亥，胁迫丞相李斯，一起伪造秦始皇的玺书，立胡亥为太子，另外假造一封玺书，给扶苏和将军蒙恬加上诽谤、不忠的罪名，派人拿了假玺书去北边逼扶苏自杀，同时收捕蒙恬。等他们回到咸阳后，才公布秦始皇的死讯，把胡亥立为秦二世皇帝。这说明玺书代表了皇帝的命令，权力极大。

    秦汉以后，在整个封建社会里，皇帝的大印都看作是最高权威，文人在诗文中常把玉玺作为国家的代表。如李商隐写的讽刺隋炀帝游乐而亡国的《隋宫》诗说：“玉玺不缘（因为）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因为国家政权被唐高祖李渊夺了去，隋炀帝玩乐的帆船一定会走遍天涯海角。这里的玉玺，就是代指国家。皇帝的这种玉玺又叫御玺，清朝乾隆皇帝组织一批人编写了一部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现在国内还保存着好几部，里面每本书上都盖着乾隆御玺的大印，表示这部书是皇帝亲自组织人主编的，有着最大的权威性。

    知识点：官印、玉玺、玺书、玺节

    为什么荆轲刺秦王时卫兵不上殿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荆轲在殿上追赶秦王，秦王环着殿柱而跑，在殿上的侍从官员手里都没有兵器，只能徒手与荆轲搏斗；而宿卫兵都拿着兵器站在殿下，不能上殿。最后是秦王自己拔剑杀了荆轲。那么，为什么兵士不能上殿杀荆轲呢？这是因为朝仪规定的。

    早在周朝的时候，为了显示天子的威仪，就制订了一整套朝见天子的礼仪。诸侯、卿大夫等都各按贵贱等级站列，进退升降，都有仪法规定。等诸侯、大夫等站好的位置，天子才出殿南面视朝，诸侯依次北面朝贺，跟周天子同姓的诸侯要在西阶北上，异姓的诸侯要在东阶北上。这时，火把齐明，满殿红光，称为庭燎。太乐鼓吹，环佩锵锵，很热闹，但又十分森严。殿门外要肃静，殿堂内也不能随便走动和谈话。至于各人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诸侯如何进贡礼品，天子如何赏赐车服酒食，都有详细规定。周王朝制订这样的朝仪，目的是为了强化上下尊卑的等级和礼法，显示天子的权威。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也搬用这一套仪法。各诸侯国之间会盟，也称“会同”。如孔子的学生公西华曾说：他希望做个诸侯国的小相（傧相），在诸侯会同时负责赞礼和司仪。当时，各诸侯国的大夫和臣僚拜见诸侯时也要讲究朝仪。如上殿朝见，先要在朝房脱去鞋子，解下刀剑；上殿后要低头快步走上前去，不能大摇大摆地慢慢走。凡是“入朝不趋（快步走）”、“剑履（鞋）上殿”、“谒赞不名（不经赞礼官报名）”等等，都是“大不敬”的犯罪行为。《触龙说赵太后》这篇文章里说：赵国大夫触龙，脚上患病，只能慢走，但上殿朝见赵太后（赵孝成王的母亲）时，也只能“徐趋（较慢的快步走）”，而且以此作为话题，到了太后面前要表示谢罪。当时的秦国也规定：群臣上殿，不能带任何兵器；殿下的卫兵不经许可不能上殿。所以，当荆轲谋刺秦王时，秦王急得绕着庭柱奔跑，群臣只得徒手搏击，因为当时情况突然紧急，来不及下诏叫卫兵上殿。最后有左右的人提醒秦王：从背上拔剑来刺杀荆轲。

    知识点：朝仪、庭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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