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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19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19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大怪问。

    “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儿？”

    “在你背后。”

    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一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像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将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桶鸡血，慢慢地就注满了。事实上，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他感到一种虚脱，心里还有一种恨意，他觉得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

    从那天开始，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他并没有感到恐惧，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泰然自若，恐惧和坦然，他既不选这个，也不选那个，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他找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年轻人说：“我找人。”

    “找谁？”

    “三文钱。”

    大怪看着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年轻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壶与一茶碗放置茶盘中，另一碗置于盘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点诧异。年轻人又从邻桌拿了两个茶碗，将四个茶碗横放于壶的左边，第三杯倒满水，端起来，递向大怪。端的姿势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边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着茶杯，大怪以同样的姿势接过茶碗，一饮而尽。

    这是一套江湖茶阵暗语，由明末清初的洪门开创，现代的特警作战手势中也有不少是根据黑帮手势改编的。例如垂下手来，手掌置于腰间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开成抓状，这代表“狗”。山西一些农村出殡时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规范的洪门礼。

    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就是高飞。

    他摆的茶阵的第一个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个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认可了他，应允了其请求。

    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经营小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面对市场竞争，老乡聚合在一起，“潮汕帮”出现了。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还从事拉客。两年后，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一个以华城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原本互不干涉的“华城帮”和“潮汕帮”开始出现摩擦，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东北帮”和“湖南帮”悄然崛起。“潮汕帮”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老娘儿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如果有人顺手一接，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无奈之下，只得花高价买下才安全走掉。

    在1990年上半年，操东北口音的在火车站无人敢惹，下半年换成了湖南人称霸一方。华城人也开始雇用外省的无业游民，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华城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华城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华城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地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华城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他们在华城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广东陆丰县一个以**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19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华城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1992年，东北人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华城当地烂仔，结伙在华城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19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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