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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嗯，请你喝酒。”

    19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19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19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19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19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五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华城火车站的拉客市场，来自黑龙江省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华城“背包党”出现。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整日游荡在华城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随着队伍的壮大，“背包党”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在华城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华城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

    直到一年以后，广东省委领导三度微服探访华城火车站，要求“重典治乱”，华城火车站进驻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警，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邹光龙被判死缓。

    2000年10月19日，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他们是三文钱、大怪、寒少爷、高飞。

    三文钱说：“这事，忍了吧。”

    大怪说：“挣那么多钱有啥用，还被人欺负。”

    寒少爷说：“咽不下这口气。”

    三文钱说：“咱们斗不过，人少。”

    寒少爷说，“去东北，叫上炮子那帮人，都拿上枪，不信制不了他们。”

    三文钱说：“离得太远了。”

    大怪说：“是啊，咱就是人少。”

    高飞说：“咱的人不少。”

    寒少爷说：“人呢，都在哪儿？”

    高飞说：“火车站。”

    房子里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这一切即将使用砖头、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从火车站广场找来的。

    高飞对他们说，“一会儿，我们要和人打架，每人发100块钱，不愿意的就滚蛋。”

    “150，”人群里一个人喊道，“100太少了。”

    “现在就给钱还是打完再给钱？”

    “打谁？”另一个人问。

    “邹光龙的人。”大怪回答。

    “不干。”房间里的这帮乌合之众听到邹光龙的名字就纷纷而逃，只剩下一个戴墨镜的人站在墙角。

    “你怎么不走，你不怕邹光龙吗？”寒少爷问。

    “刚才有50人吧。”戴墨镜的人说。

    寒少爷说：“差不多。”

    “给我5000元，”戴墨镜的人说，“我干。”

    “你一个人？”大怪问，“你很能打架吗？”

    “打我。”戴墨镜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脸。

    大怪的右拳还是非常有威力的，他用尽全力，猛击那个人的下颌。然后，他的手痛得像断裂了一样，而那个人则面不改色，微笑着站在那里。

    “能挨打，”高飞说，“不代表你能打。”

    “那好吧，看着啊。”戴墨镜的人先是一个垫步，然后飞身一记漂亮的侧踹，轰隆一声，他把墙踹出了一个窟窿。

    “天，你叫什么名字？”三文钱问道。

    戴墨镜的人回答：“我叫画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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