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邦谷田-《人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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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弹钢琴吗?”
“会一点。”
“那就弹些什么吧?”
“可是我只会弹古典音乐,我想你可能不感兴趣。”
菲尔迪微微一笑,没有坚持。我说我该告辞了,乔治送我出来。
“多么恶心的一个犹太老头啊,”我们刚走到街上,他就说道,“我实在讨厌那些故事。”
“这些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到哪里都要说的。”
“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会说吗?”
我耸了耸肩。
“你怎么最后还是来吃中饭了?”我问乔治。
他笑了笑。这是个有幽默感、凡事不太当真的年轻人,舅公给他的些许不快一下就抖落了。
“他去见了奶奶。奶奶你没见过吧?”
“没有。”
“她还把父亲当成在伊顿上学的小孩。奶奶说我应该去和舅公吃中饭,我们家里奶奶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明白了。”
大约一周还是两周之后,乔治就去慕尼黑学德语了。我正好也要出远门,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回到伦敦。回来没多久,在一次宴会上,我发现穆丽尔·布兰德就坐在旁边,就问了乔治的近况。
“他还在德国。”她说。
“我在报纸上看到,为了他的成年礼,你们要在提尔比大摆一场豆宴[22]?”
“我们就招待一下佃户,他们有礼物要送给乔治。”
穆丽尔没有平时那么活跃,不过我也没在意,她一向辛劳,可能只是累了。我知道她喜欢聊自己的儿子,就继续道:
“乔治应该在德国过得很开心吧?”
她一时间没有接话,我朝她瞄了一眼,惊讶地发现她眼里都是泪花。
“我怕乔治是已经疯了。”她说。
“你在说什么啊?”
“我们真的担心坏了。弗雷迪气死了,甚至不愿讨论这件事。我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
当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乔治跟很多送去德国学语言的英国青年一样,会住在德国人的家里,结果爱上了这家的女儿,想要娶她。我很确信布兰德夫妇一心想要给乔治安排一段不同凡响的婚姻。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我问。
“他想要成为一个钢琴家。”
“一个什么?”
“一个职业钢琴家。”
“他怎么会有这么个想法的?”
“天知道。我们之前什么都没察觉,还以为他在准备考试。我去那里看望他,想确认他一切都好。天呐,以前他那么漂亮的人,现在成了个什么鬼样子,我都快哭了。他说他不会去考试,而且本来就没有这个打算,之所以提出要学外交,只是想让我们放他来德国,这样他就可以学音乐了。”
“他有天赋吗?”
“不好说。可他即使有帕岱莱夫斯基[23]那样的天才,我们也不可能让他在全国游荡,办音乐会。没有人会否认我热爱艺术,弗雷迪也一样,我们热爱音乐,也结交了很多艺术家,但乔治以后会有崇高的地位,绝不能做什么钢琴家。我们已经打定主意让他进议会,他以后也会非常有钱,只要想做,没有做不成的事。”
“这些你都跟他说了?”
“我当然说了。他却只是笑话我。我说你父亲会心碎的。他说父亲总还有哈里可以依靠。当然我很爱哈里,这孩子是个人精,我们向来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哈里会照管生意那一块;但即使作为母亲,我也明白他不具备乔治的那些优势。你知道乔治怎么跟我说吗?他说如果能和父亲说定,给他一周五镑的生活费,他愿意把一切留给哈里,还让哈里继承父亲的准男爵爵位之类的。太荒唐了。他说,罗马尼亚的王储可以放弃王位[24],他没有道理不能放弃准男爵的爵位。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无论如何都会成为第三代准男爵,而且,如果弗雷迪能获得贵族头衔,那么他去世之后也只能留给乔治。你知道吗,他甚至想改掉布兰德的姓氏,换成一个可怕的德国姓。”
我自然忍不住要问是哪个德国姓氏。
“好像叫什么布莱克戈尔,记不清了。”她说。
这名字我记得,菲尔迪曾经跟我说过,汉娜·拉本斯坦嫁给了阿尔方斯·布莱克戈尔,他去世的时候成了阿尔弗雷德·布兰德爵士,第一代准男爵。这件事前前后后都有些叫人困惑。我想知道短短几个月间,是什么改变了那个魅力十足的地道英国男孩。
“我回家之后告诉了弗雷迪,他当然怒不可遏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生气,骂得嘴角都是唾沫。他发了电报让乔治立刻回来,乔治回了一封电报,说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回不来。”
“他在工作?”
“从早到晚。这是最让人生气的地方。他这辈子哪里干过活?费雷迪以前总说他生来就是享福的。”
“嗯。”
“然后弗雷迪就发电报说,如果乔治不回来,他就断了他的生活费。乔治回了一份电报,上面说:‘那就断吧。’这句话算是最后一根稻草。你不知道把弗雷迪惹恼了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知道弗雷迪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但我也了解这笔财产在他手中增长了很多,在这位提尔比乡绅温厚多礼的外表之下,必然有一个冷酷果决的实干之人。他习惯了所有事都顺着自己的意思,所以我相信一旦被惹怒了,他应该会变得强硬和冷酷。
“我们之前一直给了乔治非常宽裕的生活费,你也知道这孩子出手阔绰得吓人。我们断定他坚持不了多久的,实际上,一个月不到他就写信给菲尔迪,要借一百镑。菲尔迪去见了我的婆婆,你知道,他们是姐弟,就问老太太这是怎么回事。虽然弗雷迪跟菲尔迪已经二十年没说过话了,他还是去见了菲尔迪,求他一分钱也不要借给乔治,菲尔迪也答应了。我不知道乔治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弗雷迪这么做一定有道理,但我就是没办法不担心。要不是我向弗雷迪发过誓,一定忍不住在信里塞上几张钞票,就怕有什么意外。我是觉得,或许他都吃不饱呢,想想就可怕。”
“过几天缺钱的日子对他没什么坏处。”
“你知道吗,现在还有一个棘手之极的局面。他的成年礼我们做了那么多准备,几百封请柬都已经寄出去了。突然乔治说他不会回来;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写了信,发了电报,要不是弗雷迪拦着,早自己去德国了;实际上我已经算是跪在地上求他了,让他不要让父母这么难堪。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跟人解释。这时候我的婆婆出马了。你不认识她吧?这可真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你绝对想不到弗雷迪和她是母子关系。她最早也是在德国,但她的家庭很好。”
“是吗?”
“跟你说实话,我有点怕她。她训了弗雷迪一顿,然后自己写信给乔治。信里说,要是乔治回家来过自己的二十一岁生日,她会替他还掉在慕尼黑的所有欠债,而且全家人都会耐心地听他讲一次自己的想法。乔治同意了,会在下周回来,具体哪一天没定。但实话告诉你,我真的不太敢想到时会怎样。”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宴会之后上楼,弗雷迪跟我说:
“我看到穆丽尔跟你说了乔治的事情。那个混小子!我已经不想管他了。你能想象吗,当一个职业弹钢琴的?绝不是一个绅士该干的事情。”
“你要想到,他还很年轻。”我试着宽慰他。
“以前他活得太轻松了,是我太纵容,他想要什么没有一样不满足他的。这回要让他长点记性。”
布兰德家对于宣传的功效心照不宣,我从报纸上了解到提尔比为乔治庆祝二十一岁生日的种种活动都符合英国乡村大家庭的规矩。有阶层的人参加宴会和舞会,佃户们则在草坪的帐篷里吃完点心,也可以跳舞。他们从伦敦请来了昂贵的乐队。画报里有佃户们赠送银质茶具给乔治的照片,家人都围在寿星的周围。佃户们本来约定了要送给乔治一幅他的肖像,但因为乔治不在国内,画师无从画起,只好用茶具顶替了。我在“社会新闻”的栏目里读到,乔治的父亲送了他一匹狩猎用马,母亲送了一台留声机,奶奶布兰德老夫人送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而他的舅公费迪南德·拉本斯坦送了一幅佩莱格里诺·阿雷图西[25]的《圣母与圣子》。很容易就看得出来,这些礼物都很笨重,要换成现金得费些周章。而且菲尔迪也出现在喜庆活动之中,我就推断出乔治这一回莫名其妙的古怪想法让父亲和舅公和解了。菲尔迪一点也不愿让自己的侄孙成为一个职业钢琴手,这一点我也早有预料。家族荣誉刚刚显露出可能会受损的迹象,成员们就立马联合起来,对抗乔治的危险企图。因为我不在场,只能通过众说纷纭来推断生日庆典上发生了什么。菲尔迪跟我说了一些,穆丽尔跟我说了一些,后来我还听到了乔治的版本。布兰德家的长辈本来的想法都一样:等乔治回来,又成了瞩目的焦点,周围都是美好的事物,他会再次亲身感受到能继承这样一份产业意味着什么,到时他就会动摇了。所以他们对乔治关爱备至,满口地夸赞,对他的每句话都奉若珍宝,他们对他这么和气,是一心指望着乔治本质良善,不会忍心反过来伤害他们。家人们似乎认定乔治已经没有再回德国的打算了,言谈之间都在为他筹谋日后的计划。乔治没有说什么,好像心情挺不错的。他回来之后也没有碰过钢琴,一切都很顺利。这个焦躁的家庭又重获平静。有一天在用午餐的时候,聊起下周他们都被邀请参加的某个花园派对,乔治面带微笑说道:
“不要算上我。我那天不在。”
“哦,乔治,你要去哪里?”她母亲问道。
“我一定得过去工作了。我周一出发回慕尼黑。”
顿时一切都停了下来,十分可怕。每个人都在思考该说什么,又怕说错话,慢慢地这沉默似乎已经不可能被打破。午餐在一片寂静中结束。然后乔治去了花园,另外那些人,包括老太太、菲尔迪、穆丽尔和阿道弗斯爵士,都去了晨室。他们要开个家庭会议。穆丽尔哭了。弗雷迪大发雷霆。很快他们就听到客厅里传来肖邦的夜曲,那自然是乔治了。这似乎是因为既已宣布了动向,他便可以在自己热爱的乐器上寻找安慰、放松和力量。弗雷迪一下跳了起来。
“让那噪声停掉,”他吼了起来,“我不会允许他在我的屋子里弹钢琴的。”
穆丽尔摇铃,吩咐仆人传一句话。
“告诉布兰德先生,老夫人头疼得厉害,他是否介意不要弹钢琴了。”
菲尔迪这个最懂人情世故的长辈据说跟乔治谈了一回,他被授予了给乔治做出适当承诺的权力,只要后者放弃成为钢琴家。要是他不愿意从事外交,弗雷迪不会坚持,但只要他肯努力进入议会,除了负担竞选费用,他的父亲还可以在伦敦给他一套公寓,每年给五千英镑的生活费。我必须说这样的承诺的确很慷慨。不知道菲尔迪当时跟那位年轻人说了什么,大概就描绘了一番拥有如此收入的年轻人在伦敦可以过上怎样的生活,我毫不怀疑在他口中那一切都会显得十分诱人。但什么作用都没有。乔治只要求每周能给他五英镑,好让他可以继续学业,除此之外不想被打扰。他对日后的崇高地位毫无兴趣,他不想打猎,他不想射击,他不想进议会,他不想成为百万富翁,也不想成为准男爵,不想成为贵族。结束时菲尔迪除了灰心丧气,还相当恼怒。
那一晚的餐桌上又是一场鏖战。弗雷迪本就急躁,习惯了周围的人对他言听计从,这回让乔治见识了一下他谈吐不文雅的样子。据我所知,他当时说的话的确非常不文雅。试图对他的粗暴加以遏制的女士也被他呵斥得不敢说话。或许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没有顺从他的母亲。乔治没有让步,愠怒不语,心里早已想好,不管父亲如何不乐意,也只能让他自己去生气好了。弗雷迪当时很霸道,说不会让乔治回德国去的。乔治说他今年二十一岁,不用再听人摆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弗雷迪发誓不会再给他一分钱。
“那好,我自己挣。”
“你!你这辈子干过半点活吗?你准备怎么挣钱?”
“把旧衣服卖了。”乔治微笑道。
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穆丽尔吃惊到说了这么一句蠢话:
“就跟个犹太人一样吗?”
“好了,难道我不是犹太人吗?难道你不是,爸爸不是?我们都是犹太人,我们这伙人,每一个都是,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靠装有什么用呢?”
这时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弗雷迪突然大哭起来。恐怕这时候他已经不像一个阿道弗斯·布兰德爵士,准男爵,议员,也不像一个他那么渴望成为的响当当的英国绅士,他成了一个情绪失控的阿道夫·布莱克戈尔,他爱自己的儿子,他哭得伤心是因为寄予的厚望落了空,一生的追求也就此被摧折。他哭得很大声,扯着胡子,捶着胸膛,身子前后摇摆,一次次的抽泣回响在屋子里。然后他们都哭了起来,布兰德老太太哭了,穆丽尔哭了,菲尔迪也不停吸着鼻子,抹去淌在脸上的泪水,连乔治都在哭。当然这场面让人痛心,但对于我们这样粗糙的盎格鲁撒克逊脾气来说,未免有些滑稽。他们就自顾自哭着,谁也没有说什么宽慰的话。晚餐就这样散了。
但局面依旧如故。乔治并没有动摇。父亲也还是不愿跟儿子说话。后来又闹了几回。穆丽尔想引起儿子的同情心,但乔治根本不听她可怜的吁请,他似乎无所谓母亲会心碎,父亲就此活不下去也不关他的事。菲尔迪想从运动家和社交界风云人物的立场来劝说他,乔治大概讲了些轻佻甚至侮辱人的话。布兰德老夫人用满是喉声的德国口音跟他讲道理,但再理性的说辞乔治也听不进去。不过最后还是老太太找到了一个办法。乔治同意她的说法,要是自己没有才华,那把世间所有这些唾手可得的美好事物都丢掉就说不过去了。当然他觉得自己有才华,但这种事是说不准的,当一个二流的钢琴家并没有多大意思。他必须是一个钢琴天才,才能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这是他唯一的理由。如果他真的是天才,那大家就没有权利阻挠他。
“但你不能指望我现在就把天才显现出来,”乔治说,“这需要多年的苦练。”
“你有心理准备吗?”
“这是我在世上唯一的愿望。我会拼了命地练习的。我只要求你们给我一个这样做的机会。”
老太太的提议是这样。他父亲已经打定主意什么都不会给,显而易见,家里人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他饿死。每周五镑是乔治自己提出的。行,这笔钱由她来出。乔治可以回德国,学习两年,但两年结束之后,他必须回来,他们会找一个称职且中立的人来评判他的琴艺,如果那个人觉得乔治有望成为一流的钢琴家,家人便从此不再设置障碍。而且会想尽办法帮助他,鼓励他,创造所有的有利条件。但要是那个人判断乔治的天赋无法保证他最终获得成就,他就必须信守承诺,完全放弃用音乐谋生的念头,并努力实现父亲的所有期许。乔治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祖母,你说真的吗?”
“当然。”
“可父亲会同意吗?”
“我会让他同意的。”老太太用浓重的德国口音说道。
乔治紧紧地抱住祖母,无规无矩地亲了老太太的两侧脸颊。
“我爱你。”他喊道。
“啊,那你的保证呢?”
他以自己的名誉郑重发誓,会严格遵守这些约定。两天之后他要回德国了。纵然父亲答应得很勉强——其实也只是拦不住而已——但还是不愿与儿子和解,乔治离开的时候他拒绝与儿子告别。
要我说的话,他无论如何也不该让自己心痛到如此地步。容许我发一句陈腐的议论:每个人在这个陌生而残酷的世界中停留的时间都那么短暂,却还要处心积虑地让自己如此的不快乐,实在是很奇怪的事。
乔治自己也立了条规矩,说那两年之内,家人不可以去拜访他,所以在他回国还剩几个月的时候,穆丽尔听说我要去维也纳办些事情,会经过慕尼黑,理所当然地希望我去看看她儿子怎样了。她迫切地想要听亲眼见到乔治的人告诉她孩子的近况。我拿到了乔治的地址,提前写信说我会在慕尼黑待一天,请他共进午餐。我到酒店的时候发现他的回信在那里等着我,上面说他从早到晚都要工作,抽不出午餐的时间,但如果我六点去找他的话,他可以带我看看他的工作室,另外,如果我晚上没有更好的安排,他也愿意与我共度。所以,六点刚过,我就去了他给我的地址。那里的公寓房占了整整一个大街区,他住在第二层,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听到了钢琴声。一按门铃,琴声就停了,乔治开了门。我差点认不出他。除了变得很胖之外,他的头发也长极了,夸张的满头鬈发乱糟糟地团在一起;而且肯定有三四天没有刮胡子。他穿了一条污秽不堪的牛津裤[26],一件网球衫,脚上是一双拖鞋。整个人也并不很干净,指甲一圈都是黑的。上次见到他还是那么整洁漂亮的一个苗条的青年,那么优雅地穿着那些好看的衣服,和此刻比真是判若云泥。我忍不住想,菲尔迪要是见到侄孙现在的样子,会讶异成什么样。工作室很大,空荡荡的,墙上有几幅没有装裱的油画,极具立体主义的风格,摆了几张扶手椅,已经被坐得甚是破旧,此外就是一架大钢琴。书、旧报纸、艺术杂志,随处乱丢。这里杂乱、肮脏,有种陈年烟酒的腐臭。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我问。
“对,有个女的每周来打扫两次,但早饭和中饭是我自己做。”
“你会做饭?”
“哦,中饭我就吃面包和芝士,晚饭会去小酒馆[27]。”
发现他很乐意见到我,让我放松不少。他似乎很兴奋,而且心境极佳,打听了家人的近况,也东拉西扯地聊到了各种话题。他每周上两次课,其余的时间都用来练习。他告诉我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
“不像你以前。”我说。
他笑起来。
“父亲总说我生下来就是疲倦的,其实我不懒,我只是觉得在不感兴趣的事情上面下功夫没有意义。”
我问他琴艺如何了,他似乎对自己的进步很满意,我就恳求他弹上一曲。
“现在就算了吧,我弹了一天,弹够了。我们先出去吃个饭,待会儿还回到这里,我到时再弹。一般我都去同一家吃饭,那里有几个学生跟我认识,气氛很好。”
马上我们就出发了。他穿上了鞋袜和一件很旧的高尔夫外套,和我走在一条宽阔而寂静的大街上。那天空气冷冽。他的脚步非常轻盈,环顾四周之后高兴地叹了口气。
“慕尼黑太让我喜欢了,”他说,“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城市,空气里都是艺术的味道。说到底,艺术才是唯一要紧的事情,不是吗?我一想到要回家就满心厌恶。”
“但恐怕你还是得回去的。”
“我知道。我会回去的,时候不到我就不去想它。”
“到时候你不妨把头发剪一剪。你现在太像个艺术家了,反而没了说服力,希望你听了这话不要生气。”
“你们这些英国人,真太俗气了。”他说。
他带我进了巷子里的一个餐馆,里面地方还不小,虽然时候尚早,但已经坐满了客人,装潢带着浓重的德国中世纪的风格。一直往里走,有一张盖着红布的桌子,是留给乔治和他的朋友的。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四五个年轻人坐在那里了。有一个是学习东方语言的波兰人,一个是学哲学的,一个画家(乔治那几幅立体派画作大概就是他的手笔),一个瑞典人,另外有个年轻人跟我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还两个脚后跟一磕,像立正敬礼一般,说他叫汉斯·莱廷,dichter,也就是:诗人,汉斯·莱廷。他们没有一个超过二十一岁的,让我觉得有些格格不入。称呼乔治的时候,他们都用du[28],而乔治的德语也流利之极。我倒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用过德语了,有些生疏,可虽然他们热闹的对话我难以真正加入,但还是听得很开心。这些人吃得很节制,但啤酒喝了不少。他们聊艺术,聊女人,很有革命精神,虽然欢笑声不绝,但每个人都很诚挚。每个你听说过的人在他们眼里都一无是处,谈话中唯一的共识是在这个十清九浊的世界里,只有粗俗才有可能成功。而争论起技术上的细节他们尤为投入,互不服气,时常便要呼喊和咒骂起来。一晚上所有人都很快乐。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乔治和我回到他的工作室。慕尼黑这个城市,作乐也很含蓄,除了在玛丽恩广场附近,街道都已没了动静。我们进屋之后,乔治把外套脱下,说道:
“我要为你弹琴了。”
我坐进了其中一个破烂的扶手椅,一个断了的弹簧扎在我屁股上,但我还是尽量让自己坐舒服了。乔治弹的是肖邦。我对音乐知之甚少,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故事我写来格外费力。每次去“女王大厅”[29]在幕间休息时读节目单,都觉得像天书。我对和声与复调一无所知。有一回我来慕尼黑参加“瓦格纳节”,那场美轮美奂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我作为观众却一个音都没有听到,那样丢人的经历我永远也忘不了。音乐响起时,开头的那几个小节让我想起了手头上正写的东西,那几个角色顿时活了过来,我听得见他们之间的复杂对话,痛他们所痛,乐他们所乐;时光飞逝,各种各样的事件在我身上发生,春天让人狂喜,冬日里我饥寒交加,我在其中爱过、恨过,结束过生命。几次幕间休息我应该去过花园里绕圈,可能还吃了面包夹熏猪肉,喝了啤酒,但我对此毫无记忆。我只记得帷幕最后一次落下时一下惊醒了。我度过了一段无比愉快的时光,但也不禁觉得自己太蠢了,跑了这么远,花了这么多钱,却什么都没听到看到。
乔治弹奏的曲子大多数我都听过,是音乐会上常见的曲目。他的确弹得很潇洒。然后他又弹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我在遥远的青年时代也曾弹过钢琴(琴艺不值一提),这首曲子不但弹过,而且直到现在还记得每一个音。当然这首曲子很经典,是了不起的作品,要反驳这件事就太蠢了,但我也必须承认,那晚上它一点也不能打动我。就像《失乐园》,文辞虽然华丽,但太古板了。这首曲子乔治也弹得不遗余力,出了好多汗。我总觉得他的演奏有什么不对劲,但一开始想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我突然发现是他的左右手不能完全同步,所以高低声部之间总有那么微乎其微的间隔。再次强调,我对音乐很无知,这让我不安的状况可能只是因为乔治喝了太多的啤酒,甚至可能只是我的臆想。我把能想到的所有溢美之词全都告诉了乔治。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还需要很多的练习。我只是个初学者,但我知道我能弹得好,这种感觉深入骨髓。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但到时候我就是个钢琴家了。”
他有些疲劳,从钢琴边走开了。一直过了午夜,我才提出要告辞,但他执意不允,又开了几罐啤酒,还点上了烟斗。他想继续聊天。
“你在这儿开心吗?”我问他。
“非常开心,”他严肃地答道,“我想要永远留在这里。我一辈子没有这么高兴过。就拿今晚来说吧,难道不精彩吗?”
“的确很热闹,但一个人也不可能永远过学生般的生活。你的这些朋友会变老,会离开的。”
“但还有人会来,这里总会有学生,或者像他们这样的人。”
“是的,但你也会变老的。有什么会比一个中年男人还努力过着大学生的日子更值得可怜呢?一个老家伙非要在年轻人中间装年轻,还要说服自己,那些人并不觉得他老——这样的人太可笑了。做不到的。”
“我在这里才觉得自在。我那可怜的父亲想让我成为英国绅士,一想到就起鸡皮疙瘩。我不是个运动家。打猎、射击、板球,我半点也不感兴趣。那时都只是演戏。”
“你的表演可自然得很啊。”
“直到来了慕尼黑,我才知道那些都是假的。我很喜欢伊顿,在牛津也是整日的狂欢,但我还是始终都清楚自己不属于那里。这角色我能演,是因为我的血液中就有演戏的因子,可我也总觉得有缺憾。我们在格罗夫纳广场[30]的房子是永久的财产,但父亲又为提尔比付了十八万英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感觉,就是提尔比这地方只是装修好了租给我们一季,说不定哪天真正的主人回来,我们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我听得很仔细,琢磨着到底其中有多少是他当时真正隐约感受到的,有多少是他换了境遇之后想象出来的过去的想法。
“以前听到菲尔迪舅公讲他的犹太故事,我那么厌恶,觉得真刻薄透了。现在我懂了,那是个用来发泄的安全阀。我的老天,要做一个整天寻欢作乐的人得多累啊。父亲更轻松一些,他可以在提尔比演他英国乡绅那一套,但至少进了城就可以做回自己;他出不了事。我已经卸了妆,把我的戏服脱了,至少现在我也是真实的自己了。这让人觉得何等的舒畅!你知道吗,我不喜欢英国人。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晓得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你们太无趣,太循规蹈矩。你们从来不会释放自己。你们心里面没有自由,那种灵魂的自由,你们都太怯懦了。这世界上你们最怕的就是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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